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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立法应当贯彻以下基本原则：
1．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原则
《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民事诉讼法)第6条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破产程序属于广义的民事诉讼程序的范围，其性质属于司法程序，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的处理也是在行使国家的司法权。如同人民法院处理其他民事案件应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一样，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的处理也应贯彻依法独立审判的原则。这一原则落实到破产程序之中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破产程序中的当事人，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其他程序关系人，都应有独立的程序权利，包括独立的申请破产权和被申请破产的资格；独立的程序决定权和选择权；独立的和解与重整决定权；等等。这些重要的程序权利，当事人应当能够独立行使而不受干预。二是人民法院应当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体包括：对是否受理破产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享有独立的决定权；破产程序的进行，应由人民法院行使指挥权和监督权；对破产清算组等程序机构的组建应当实现社会化和专业化；和解与重整程序的开展应当实现司法化和规范化等等。用这些要求来衡量我国现行破产立法中的有关规定，不难看出，在我国的破产程序中，行政干预司法、破产司法权独立性不够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企业破产法 (试行))第8条规定，债务人只有经其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才享有申请破产的权利；该法第17条规定，被申请破产的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享有对该企业的申请整顿权，企业整顿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该法第24条规定，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等等。这些规定都明显地带有行政权渗透司法权、司法权受行政权制约的浓重色彩，并妨碍着破产司法机制的正常形成。我国将来的破产立法无疑应当撇除这些行政性因素，确保破产司法权的独立行使。
2．债权人自治原则
破产事件就其本质而言乃是概括解决民法上债权债务关系的非诉讼事件；破产程序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指在人民法院的指挥和监督下，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整理债权债务关系的活动和过程。所以，破产案件具有私权纠纷的性质和特点，它尽管往往关涉到众多的民事主体，但一般与社会公益或国家利益无关。基于破产程序的非讼性质以及破产案件的私权内容，破产法应当实行债权人自治的原则。所谓债权人自治，实际上是一种由债权人对破产程序中涉及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行使决定权和监督权的自我管理形式。实行债权人自治的主体形式主要是由全体债权人构成的债权人会议以及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债权人代表。当然，每一个债权人都是债权人自治得以发挥作用的原始单元，他们的意思表示不受破产法以外的制约或限制。债权人自治就其内容而言包括实体自治和程序自治两个方面。实体自治主要表现在对债权数额及其性质的调查和讨论、对是否与债务人达成和解的讨论和决定、对是否同意债务人进入重整程序的讨论决定以及破产分配方案的讨论决定等等方面。程序自治主要表现在对破产清算组成员的选任与委派、对破产程序的实施进行监督以及对各种性质破产程序之间相互转化作出决定等等方面。债权人自治这个原则的贯彻落实，要求破产立法应当始终从债权人如何利用破产程序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视角予以设计和规制，而不是从人民法院如何行使对破产案件的审判权这个角度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的审判权集中体现在它的监督权和指挥权上，其目的主要在于对债权人自治权予以限缩和制约，从而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合法权益，避免债权人对债务人滥用破产程序权。
3．公平原则
公平是破产程序应当实现的最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同时也是破产程序应当贯穿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方面。对债权人而言，公平原则一方面要求对在实体法上具有相同性质的债权人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从而体现破产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求对在实体法上具有不同性质的债权人做到区别对待，形成先后次序，从而体现实体法的原则精神和价值追求。作为前一方面的具体表现，破产法应当就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申报权、成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权、表决权、异议权、监督权、对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权、对破产财产的按比例分配权等等重要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作出明文规定。作为后一方面的具体表现，破产法需要将各种性质的债权或权益区别开来，分别就诸如破产费用、共益债权、劳动者工资与其他费用、国家税款、别除权、取回权、抵销权、普通债权以及劣后债权等等的实体权利的构成要件以及实现途径、先后顺序作出明文规定。对债务人而言，公平原则要求破产法在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对债务人合法权益以及再生能力的维护。这具体体现在债务人所享有的破产申请权、强制和解权、破产重整权、自由财产权、破产免责权、复权申请权等等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方面。此外，破产立法还应注意对破产程序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债权人代表、破产清算人、和解监督人、重整
执行人等等这些特殊破产机构或人员的权限和报酬作出合理规定，也是公平原则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和具体表现。可见，公平原则是破产法律关系主体享有各种权利的理念基础，破产法就其本质内容来说无非是对这种种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具体规定而已。
4．效率原则
现代司法程序的重要价值指标之一便是法院在单位时间内化解案件的能力与比率。这就是所谓的效率价值或效率原则。效率原则也是我国破产立法所应贯彻的一项基本原则。效率不仅指办案速度，而且还指处理案件所换取的效益，效益内含于效率当中。办案效率变低，意味着当事人发动和利用破产程序所耗费的成本增大。当这种成本之和大于可能得到的效益时，当事人自然不会积极地诉诸并利用破产程序。可见，立法者对效率原则的重视程度在一定的意义上决定破产程序的完善程度。
效率原则对破产程序的建构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其一，破产司法的公正性。破产司法如果失去了起码的公正性，效率原则便无从谈起。司法的公正性是破产立法实现效率原则的前提条件。其二，破产程序的合理性。效率原则要求破产立法在破产程序的设计和构筑上符合科学性、合理性和经济性的要求。破产法虽然在内容上是由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组合而成的，但主要是程序法。程序合理性的要求应当贯穿始终，比如破产程序的入口程序、破产程序的转换程序以及破产程序的出口程序，都应当符合程序原理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律。这要求破产立法应当以处理破产案件的逻辑顺序为基本线索，以破产程序中出现的各种方法、手续、阶段、过程和环节为程序单元，建构出科学合理的破产程序。程序合理性是程序效率性的基本保证。其三，破产程序行为的期间性和失权效。期间制度是程序法律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破产立法也应当体现和落实破产法律关系主体实施破产程序活动的各种期间或期限要求。这既是破产程序立法的应有之义，也是效率原则的必然要求。破产立法正是通过各种期间制度的规定，使各种破产程序行为有机地、内在地连接起来，构成了统一的、具有内在协调性和紧凑性的整体。与期间制度紧密相联的是失权效制度。破产程序中的失权效制度是指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破产程序关系人不实施某种破产程序行为就失去再次实施该行为的权利的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破产立法应当规定逾期申报债权、逾期申请和解或重整、以及逾期完成和解程序或者重整程序等等方面的失权效果。此外，破产案件的审限制度也是期间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四，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的，人民法院审理简单、小额的破产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在国际惯例中称“小破产”②。简易程序显然是效率原则的体现，我国破产立法中有必要规定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应当体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审判组织的独任制。普通的破产案件应当采用合议制，而简单破产案件则可采用独任制。这同诉讼案件的审判组织建构原理是一致的。二是通知方式的简便性。在简易破产程序中，除诸如破产案件的受理、破产宣告、债权申报以及破产案件的中止、终结等重大程序事项外，人民法院仅需向有关当事人及程序关系人发出书面或口头通知即可，而无需如同普通破产案件那样发出公告。三是行为期间的短暂性。比如人民法院审查、受理破产案件的期间、申报债权的期间、审理期间、整顿及和解期间等等，均可相对普通破产案件来得短暂。四是程序机构的精简性。在简单的破产案件中，是否有必要组成债权人会议，可由人民法院视情形斟酌决定，而不必像普通破产；件那样当然地组成债权人会议。人民法院决定不组建债权人会议的，应当指派或者选任债权人代表参加破产程序。此外，诸如破产清算组、和解监督组、重整委员会的成员人数也可相应减少，甚至可以是单独一人。五是程序类型之间的易转型。简单破产案件也同样可以适用清算、和解与重整程序。但人民法院审理简单的破产案件，可以灵活地适用破产程序中的三大分支程序。在清算程序中，人民法院只要认为有此必要，即可在当事人的申请下随时转变为和解或重整程序；在和解或重整程序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转变为清算程序。此外，在和解与重整程序相互之间也，可以灵活地转变，不必像普通破产案件那样依严格的程序进行。
一、必须协调各相关法律的规定和适用。
世界各国商业银行破产的法律渊源主要是《破产法》和《商业银行法》，由于各国破产制度不同，两法之间的协调问题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由普通《破产法》对商业银行的破产加以规制。商业银行一旦进人破产程序，完全由法院主导，由法院指派破产管理人或接管人对其活动进行控制。至于是由一般法院审理还是专门由破产法院审理，各国不同。从破产案件的复杂性、破产案件对法官和破产管理人要求的专业化程度高等因素，破产案件一般由专门法院审理。第二种，商业银行破产以《破产法》为一般适用，同时在《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破产作特别规定。第三种，制定专门的《商业银行破产法》。
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主要有《企业破产法》(正在修订)、《商业银行法》、《民事诉讼法》、《公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人民银行法》、《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一般学者认为，金融机构的破产涉及到存款人、债权人，在当前还没有建立存款保险机制、投资者补偿基金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破产会比一般工商企业破产更为复杂，因此提出不将金融机构列人《破产法》或者“由国务院另定”，即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对金融机构破产作出特别规定。但是，按照国际经验和国际组织的倡议，应将金融机构破产纳人普通破产法。因此，也有学者主张，在《破产法》中规定专门章节，规范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问题。不论做哪种制度安排，协调各相关法律的规定和适用当属必然。
二、确定适当的破产申请人。
对于何人具有破产申请人资格问题，各国规定也有三种做法:第一种，申请人限制为债权人。第二种，在债权人之外，监管当局或指定的接管组、清算组也可以提出。第三种，监管当局是惟一的申请人。多数国家采用第二种立法模式。
应当说，监管当局作为破产申请人的制度安排有其法理依据:第一，银行业监管当局对金融业的准人、退出、持续性的监管，渗透到金融活动的全过程，利用特殊地位，监管当局能够比较全面的获得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信息，对金融机构的持续性经营能力、偿付能力作出准确判断。相比较债权人，监管当局的信息优势十分明显。第二，银行业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所作出的判断是基于社会金融秩序和公共金融安全利益。监管当局的法定职责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持金融稳定。在这样的监管价值目标之下，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所做的判断并非仅仅考虑个体利益，而是更多的考虑到个体对整体金融秩序的影响。以此角度，金融监管当局当可成为金融机构破产申请人。第三，监管当局作为破产申请人与债权人为申请人并不构成冲突。监管局作为破产申请人是对债权人为申请人的补充，而不是排斥债权人履行权利。如果仅把监管当局作为惟一的申请人，可能导致由于监管当局怠于行使职权而使情况恶化，错过对金融机构重整或清算的最佳时机，最终损害债权人利益;或者，监管当局被寻租，而使情况恶化的情况发生。
依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对商业银行提起破产申请的申请人包括债务人、债权人。此外，《商业银行法》设置了一个前置程序，即“经银监会同意”。现有法律并没有确立监管当局作为破产申请人的资格，是为缺失，应在相应法律中加以完善，明确规定监管当局、接管人、债权人为破产申请人。
三、设置合理的破产条件。
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金融机构破产条件应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资不抵债”不适用于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破产。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当然构成进人破产程序的法定条件，此无异议。但是，一味排除资产标准并非可取。当由于种种原因，债权人无法获得银行经营信息，或者不能及时履行权利等情形下，商业银行已经发生严重的流动性风险，此时如果处置及时或许不至于累及过众，如果放任，则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这时，需要法定资产负债标准作为破产条件，而能够依据该条件对商业银行提起破产申请的正是前述的银行业监管当局。
确定何种资产负债标准作为破产条件并非易事。一般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出现问题:第一，超额准备金急剧下降，储备资产下降。第二，资产流动性下降，出现流动性缺口，核心存款与总资产比例下降，贷款总额与核心资产比例上升，易变负债与总资产比例上升。第三，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膨胀，资金大量沉淀出现亏损或虚盈实亏。
第四，资产负债期限和结构严重失衡，风险集中度提高。
第五，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然而，这些标准是定性评价，是描述性标准，如以此为法定标准，必然导致监管当局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被滥用。因此，确定破产的资产标准需要数个量化性标准，该标准应当对商业银行具有普适性。本文以为，在数个量化标准中流动性指标、资本充足率指标、贷款集中度指标是三个核心指标。各指标的数量标准应当借鉴证券市场上市条件数量指标的形成过程，及时调整和修订。
四、明确清算人的指定及其权利、义务。
依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的破产清算人由人民法院组织，由银监会及有关部门和人员参加组成。清算组人员构成对于确保清算偿债的公平与秩序十分重要。如果法院指定清算人全部由行政部门人员构成，则可能造成行政权力借口公共金融利益而损害债权人及利益相关人的利益，有悖公平清偿的目的。为了维护债权人、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在清算组组成人员中应当明确规定有一定数量、比例的债权人、股东或职工参与，便于利益者对商业银行破产清算的监督。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全球银行破产行动计划”，确立了清算组进行清算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为破产银行的债权人和股东谋取最大的利益。我国《破产法》规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民事活动。
对破产企业未履行的合同，清算组可以决定解除或继续履行。”《商业银行法》对于破产清算组的权利、义务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应该说，清算组一旦控制商业银行，债权人、股东等利益相关人让位于清算组，其利益的控制取决于清算组的行为，此时，应当保障债权人、利益相关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并规定该权利可诉请法院救济。唯如此，清算组方能在有效监督下为公平清算行为。
五、确立特别的清偿次序。
普通《破产法》的债务清偿次序一般不适用于商业银行破产。美国联邦破产法规定，如劳动债权、各种担保债券并不当然优先。主要原因在于，商业银行破产中加人了存款保险制度、中央银行再贷款援救等金融安全网因素。
在存款保险制度下，以强调优先债权优先，实则是用存款保险制度为少数债权提供偿付保障，违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初衷，损害中小存款人，特别是个人存款人的利益，不利公平。
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清算清偿次序为清算费用、职工工资、优先债权、一般债权。《公司法》则规定，公司清算的清偿次序为清算费用、所欠国家税款、职工工资、优先债权、一般债权。这里面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第一，劳动债权是否优先。修订的《破产法》对于劳动债权是否优先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一般认为，劳动债权包括拖欠的职工工资、拖欠的职工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费用、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三部分，劳动债权优先并不存在争议，但其是否优先于其他担保债权值得商榷。在商业银行破产中，劳动债权是否优先于其他担保债权同样值得疑问。金融机构之间借贷十分普遍，而且数量巨大，如果在商业银行破产案件中，劳动债权优先于一般担保债权将极大危害金融机构利益。第二，中央银行提供的再贷款如何清偿。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是为了拯救商业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其来源于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量。当商业银行难以被拯救，进人破产清算时，理应对中央银行提供的再贷款这类无担保债权优先清偿，并且应当明确规定其清偿次序在国家税款之前。这类资金不应成为商业银行经营成果的构成部分，不得再征税，应在税款之前清偿，以体现该资金的特殊属性。第三，存款保险制度偿付给商业银行的资金是否与商业银行清算财产合并。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后，一旦商业银行破产，可以获得一定的存款保险偿付，该资金应当与破产财产分开使用，主要优先偿付中小债权人，特别是个人债权人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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