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科普有关“明朝厂卫制度的演进：从国之利器到误国害民”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明朝厂卫制度的演进：从国之利器到误国害民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本期概览

厂卫，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群体，自从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成祖设立东厂以来就一直陪伴着明朝，直至大明灭亡。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厂卫制度无疑是令人生恶的“特务机关”，但是明朝皇帝设立它的初衷却不是如此，甚至一度成为国家最得力的助手。

那么，厂卫制度究竟是如何从国之利器堕落到误国害民地步的呢？

锦衣卫影视剧形象

东厂影视剧形象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正式建立中国最后一个 *** 封建政权——明朝。出身贫农的他，从骨子里就恨透了官僚，即便自己已经成为了帝国的主宰，这种恨意也无法消除，在对功臣勋贵赶尽杀绝以后，不安和独权的心理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

最终他提出了一个天才般的构想——在三法司之外，构筑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监察网络，这就是锦衣卫

明太祖朱元璋像

锦衣卫的建立

至正二十四年，也就是朱元璋还在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中的时候，他就仿照元朝拱卫制度设立了拱卫司作为他的贴身护卫，统归督抚管辖，这也锦衣卫的雏形；，洪武二年，反抗元朝取得胜利后，拱卫司就改为了亲军都督府，顾名思义，此时的亲军就真正意义上归属皇帝个人所有了；两年后，又改制仪鸾司。

到洪武十五年，真正意义上的锦衣卫诞生了，经过数次改革，朱元璋终于给自己的构想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拱卫司——都尉司——亲军都督府——仪鸾司——锦衣卫

《出警图》锦衣卫

东厂的建立

一提到锦衣卫，必定会想到东厂，但其实，东厂的建立远不如锦衣卫来得早。

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设立东辑事厂，简称东厂，而首领则由亲信的宦官担任。其实很多人会问，朱元璋曾明令禁止宦官和后宫干政，而朱棣已经重新启用了锦衣卫，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设立一个由宦官管理的东厂呢？

我猜原因有二：

1.朱棣是篡位夺取政权的，而朱元璋留下的文武大臣大多都倾向于朱允炆，对于这些大臣，朱棣是绝对不敢相信的，而朱允炆的失踪，让朱棣更加焦急不安，所以朱元璋留下的人脉资源他都不会轻易去相信的。

2.朱棣在造反的过程中，宦官的功劳确实功不可没，例如道衍和尚，是他靖难过程中最为得力的助手，不仅忠心可鉴，而且能力非凡，朱棣对于宦官的好感颇深，也绝对信任他们。

而这两个原因，也正是东厂设立的目的。

东辑事厂

在整个明朝时期，“厂”并非仅仅是指东厂，还包括 成化年间的西厂 以及 正德年间的内行厂 。

西厂的建立 源自于一起偶然事件：

当时有一名奸臣名叫李子龙，在朝中有许多亲信，在这些亲信的帮助下，李子龙屡次潜入大内，登上万岁上游览，虽然并无言明来意，但是宫中却盛传李子龙想要弑君，而二十多岁的宪宗皇帝得知此事随即传命锦衣卫诛杀李子龙，“李子龙”事件发生后，宪宗皇帝一直觉得有人想谋权篡位，便以“刺探民情”为由，设立西厂，由权臣汪直负责。

内行厂的建立 则相对来说简单得多，正德年间的权奸刘瑾权势滔天，为了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在京师之内又增设内行厂，权力颇大，不仅是锦衣卫，连东厂和西厂都可随意监视，但皇帝怎么可能容许如此庞大的权力存在呢？刘瑾倒台后，西厂和内行厂都相继解散，明朝的特务机构又回到了锦衣卫和东厂并行的局面了。

总之，“厂”这个组织大部分时间均指代东厂，只是中间出现了西厂和内行厂这两个小插曲，总体来说并无不同，可以理解为某一个阶段的权力加深而已。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厂卫制度是明朝的负面政策，但是，在明朝初期，厂卫制度却是明朝司法和监察的最佳帮手。

明朝是在战乱中建立的，初期的明朝百废待兴，经济上的停滞自然不必多言，在政治上各种势力暗流涌动，了解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朝初期其实并不太平，洪武时期的北元势力、“洪武四大案”等等，那都是会动摇国本的事情，可以说朱元璋这三十年皇帝不好当。

好不容易朱元璋一切都打点好，把江山移交给长孙朱允炆的时候，又出现了“靖难之役”，可以说，明朝的初期是在动荡中不断发展的。

面对尚未安定的朝政，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刑法和监察，毕竟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厂卫制度就成了当仁不让的首选了，要想知道厂卫是如何厂卫国之利器的，那还得先从厂卫的只能开始说起：

锦衣卫的职能

一、侍卫、仪仗职能

这应该很好理解，毕竟锦衣卫就是依靠侍卫仪仗起家的，本来就是皇帝的亲军，护卫皇帝以及皇亲国戚都是分内的事情；另外，在皇帝巡幸或者外交活动的过程中，还得负责排场等仪仗工作，毕竟人家也是一国之君，没点排场，有失国体。

嘉靖十五年，安南国发生叛乱，中止了对明朝的臣服，礼部和兵部共同上奏：“乞先差锦衣卫官有胆略才识、通达事机者一二人，令广西镇巡官选委官卫有司官员深晓夷情、熟知道路者三五人同往彼国勘问背叛情由奏报”

大国对于小国的外交，那一定是讲究排场的，这种事情怎么能少了锦衣卫呢？对吧

二、缉捕职能

缉捕，顾名思义就是“缉查”和“捕盗”，先来说说缉查，别以为什么人都有资格被缉查的，锦衣卫的缉查职能是专门针对官员的，朱元璋开国以后，对于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死党始终放不下戒心，几乎到了日不能思，夜不能寐的地步，于是他决定赋予锦衣卫暗中观察的权力：

明初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晚上因为一些琐事而生闷气，独自在书房郁郁寡欢，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随口就问他昨天为什么生气，宋讷一脸诧异，朱元璋便命人将锦衣卫暗中画的画像给他看，宋讷只能实话相对，朱元璋才微微一笑。

可见，锦衣卫真的是无孔不入，不过话又说回来，没点画画的水平估计还做不成锦衣卫~~

捕盗，如果你认为是抓捕盗贼，那也太小看锦衣卫了，区区毛贼何以劳烦锦衣卫呢？这个“盗”，并非是指盗贼，而是指起义者和刑事罪犯，正所谓“盗贼奸倃，街涂沟疶，密缉而时审之”，主要负责京城防卫和治安工作。

三、监督司法

明代的司法体系是“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体系，但是锦衣卫的出现就让这个体系变得不再正常，司法体系本来应该是代表客观立场的，但是锦衣卫是什么？是皇帝个人意志的载体，是一个主观的存在，当主观意志开始监视客观存在，那么所谓的天平就会严重倾斜。

最著名的就是臭名昭著的“诏狱”了，作为一个比监狱恐怖无数倍的地方，诏狱一直是明代犯人的噩梦，许多犯人宁愿自尽也不愿意去诏狱，因为他们深知一旦进入诏狱，那么不仅必死无疑，而且还会受尽非人的折磨，甚至连太祖皇帝朱元璋都觉得残忍，曾下令弃用：

“诏内外狱勿得上锦衣狱，大小咸经司法”

东厂的职能

东厂相较于锦衣卫而言，其职能在本质上并没有过多的差别，只是更加专注于侦缉方面的工作，自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设立东厂开始，明朝的特务政治逐渐开始完善，一张密集的监察大网包围了整个国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诸多领域，一切的一切都尽在皇帝的监视之下：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厂卫制度的完善成为了明朝初年最大的杀器，洪武、永乐两朝政治清明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项制度，在锦衣卫和东厂的相继监管下，为人臣者，不敢逾越丝毫，政治上的安定给国家复苏奠定了基础，虽然是一个特务机构，但是却在无形之中，保护了国家的稳定，让明朝的前期发展能够顺利进行。

厂卫制度其实功不可没！

在具体阐述这个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关于宋朝的“三冗”

什么是“三冗”呢？三冗，就是冗兵、冗官、冗费，“冗”就是多余的意思，那么“三冗”就是指的多余的士兵，多余的官吏，多余的支出，正是这“三冗”使得原本富庶无比的大宋，到了末期却变得积贫积弱，最终无法逃过亡国的命运。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前面提到，东厂和锦衣卫其实是一个权力性质极其相似的组织机构，同样是负责侦缉，同样是为皇帝效命，同样是属于特务机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会出现权力并行的情况，而对于一个封建帝国来说，权力并行的后果无非就是两种：

1.像宋朝一样，两边兼顾，最终使得国家机制臃肿不堪。

2.就是权力纷争和压制，拥有强大资源的一方会逐渐控制另一方。

东厂和锦衣卫就属于第二种，现如今的影视剧，但凡涉及到锦衣卫题材的，那一定会顺带到东厂的“戏份”，更有趣的是，锦衣卫的形象是绝对正面的，而东厂则因为是宦官领导，所以其形象一定是负面的，其实，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论断也就仅仅只为了影视效果，绝对不是真实的。

其实，自打成祖设立东厂开始，东厂就一直凌驾于锦衣卫之上，一直到崇祯皇帝肃清魏阉，二百多年的时间，锦衣卫多数时候是处于被掌控的地位，甚至在权臣魏忠贤执政时期，锦衣卫直接沦为了东厂的下行机构，锦衣卫指挥使的任命全权由东厂负责，这一时期，也是锦衣卫存在感最低的时期。

但是，两者权力的纷争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内部矛盾，锦衣卫和东厂就如同是皇帝的“妃子”，谁得宠谁就能压制对方，皇帝是不会去主动调节“后宫”矛盾的，反正都是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谁占上风都一样，可是，当厂卫制度和官僚主义开始有了交集的时候，那皇权的警觉就会大大提高。

厂卫制度+官僚主义=误国害民

明朝的皇帝是不喜欢官僚的！

这一点从朱元璋开始就注定了，朱元璋是贫农出身，打心底里就十分厌恶做官的人，在他的帝国蓝图里，官僚和皇权永远是对立的，并且皇权是必须牢牢掌控着官僚的——我为什么要设立厂卫？还不就是为了更好地监视百官嘛！

当厂卫制度和皇权的蜜月期过了以后，厂卫、皇权、官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微妙了起来，皇权压制厂卫和官僚，官僚需要厂卫来试探皇权，厂卫需要在皇权和官僚的夹缝中生存，这样的局面对于厂卫来说，只有左右逢源才是上上策了，毕竟伴君如伴虎，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多一个同盟其实没什么不好的，至少死之前还能拉个垫背的。所以和官僚主义的勾结成为了厂卫制度的必然选择：

“官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忽视现实，专讲形式，在 *** 下级机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又不需要详细规定的事情，却要提交上级机关以延长时日。”

官僚主义所拖延的时间，就给了厂卫制度很大的发挥空间，我们常说，迟则生变，可能本来只是个很简单的案件，经过厂卫和官僚的双重发酵，很有可能就变成了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再加上皇权本来就对官僚们心存芥蒂，官僚为了自身发展，也会极力拉拢厂卫，进而形成合力。

厂卫和官僚的合力就是百姓水生火热的开始：

“大珰大监，纵横驿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

本来应该是政治的维稳工具，天下的监察典型，最后却变成了误国害民的罪魁祸首，这不得不说是厂卫与官僚形成的合力所带来的危害：

“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产什倾家。杀人莫敢问。”陈奉在荆州，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其党至人民家，奸 *** 女，或掠入税监署中。马堂在临清，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银铛夺人产，抗者辄以违禁罪之。中人之家，破者大半。梁永在陕西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税额外增耗数倍。二十年中所遣内官到处苛削百姓，引起民变，毒遍天下。这种情形，皇帝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却故意放纵，来收受他的代表所剥削的十分之一的残沥。“

这股合力所带来的风暴，已经逐渐摆脱了皇权控制，当然，这种摆脱并不是明面上的，甚至与其说是一种摆脱，不如说是一种参与，一种皇权的默许。

《明史》说：“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

大厦将倾，厂卫末路

总结来说，厂卫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政治制度，它既是皇权极度膨胀的产物，又是皇权变相分权的一种举措，在皇权和官僚的夹缝中生存的厂卫，早就走向了正义的背离面，在人民的心目中也早已烙下了阴暗的形象，百姓对于明朝的失望也在逐步加深：

《启祯记闻录》三：“七月二十五日，枫桥有好事者敛银于粮食行中，以为赛会之资，风闻从来未有之盛……衿绅士庶男女老幼，倾城罢市，肩舆舟楫之价，皆倍于常。通国若狂。”次年三月十九日北京 *** 颠覆，在得到国变消息后的吴江，竟举行从来未有之盛会。同书记：“四月初二日吴江赛会，目睹者云富丽异常，为郡中从来所未有。是时北都不祥之说已竞传，民间犹为此举，可见人无忧国之心！”这不是偶然的！

*** 封建政权最后的辉煌——灭亡，却是在 *** 的一片叫好声中的，我想，在这种讽刺之下，土崩瓦解的厂卫制度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列举一位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最高检：完善五项机制查办贪污贿赂案件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日前对2012年反贪部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如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提出了工作构想和具体措施。反贪污贿赂总局负责人表示，在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各级反贪部门要重视加强机制建设，着重健全完善以下五项工作机制：犯罪信息和社情民意收集机制，特别是要借助侦查信息化，重视网络舆情，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理顺协作关系，推进信息共享，强化案件查处，促进行政机关及其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反贪侦查与诉讼监督协作配合机制，形成诉讼监督合力，强化对行政执法和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追究，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廉洁执法。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机制，通过加强反贪部门与预防部门的协作配合，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强化职务犯罪预防，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在反贪办案中强化风险评估和预警，有效防止因执法行为不当引发不稳定因素，激化社会矛盾。

2011年GDP增速放缓至9.2%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7日公布主要宏观经济数据，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71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其中四季度增长8.9%，创近两年来新低。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市场销售平稳增长。201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301933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3.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1%。其中，房地产开发呈回落态势，商品房销售增速回落。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1740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0%），增速比前三季度回落4.1个百分点，比上年回落5.3个百分点。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8122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7.1%，实际增长11.6%。其中，汽车销售回落幅度较大。全年农民工总量增加1055万人，占比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月均收入2049元，比上年增长21.2%；大陆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此外，马建堂表示，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靠现在的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偏低，所以没有发布。

《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将实行

交通运输部透露，4月1日起，《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据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取得从业资格证、经注册后，方可从事客运服务，注册有效期为三年。注册期内，应完成包括相关政策法规、服务规范、安全运营和节能减排知识等继续教育。无证经营者，将被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出租汽车驾驶员存在不按照规定携带从业资格证，拒载、议价、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行为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出租汽车经营者，如果聘用未取得从业资格证的人员，将被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及工作人员如果存在渎职行为，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受到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核电站周边监测饮用水

卫生部17日印发《2012年国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方案》，要求在运行中和建设中的核电站30公里（距离首座核岛）范围内的市（县），开展饮用水放射性监测。田湾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13座核电站“入选”。另外，全部市政供水都要纳入国家监测网，每个市政水厂设置1个出厂水监测点，省会城市城区设置40个末梢水监测点，地级城市城区设置20个末梢水监测点，县或县级市政府所在地城镇设置10个末梢水监测点。其中，学校末梢水监测点所占比例不低于10%。卫生部表示，目前我国城市饮用水供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近年来全国城市供水单位监督抽检集中式供水水质合格率仅为83.4%。

全国人户分离人口达2.71亿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报告指出，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比上年增加977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亿。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均比2011年末有所增加。2011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69068万人，女性人口65667万人。出生人口性别比连续三年下降，男女出生性别比例117：100。此外，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全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年轻人减少，将不断增加社会养老负担，降低国家竞争力水平。

柯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道，美国伊士曼-柯达公司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柯达表示，公司将继续支付员工薪水、福利，以及开展面向消费者的服务项目。此外，《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称，柯达正在准备任命一位首席重组官，以寻求破产程序期间的融资途径。报道称，柯达还未做出最终任命，协助柯达重组的咨询公司FTIConsultingInc副总裁DominicDiNapoli是候选人之一，柯达现任CEO彭安东(AntonioPerez)仍将留任原职。柯达公司创立于1880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影像产品及相关服务的生产和供应商。在胶卷时代，柯达占据了全球2/3以上的市场份额，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了摄影的代名词。

2015年社保制度覆盖农村残疾人

国办近日印发《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表明，目前，中国农村仍有2000万以上的贫困残疾人，成为农村扶贫工作重点人群。到2015年，农村残疾人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基本生活得到稳定的制度性保障，各项社保制度将全面覆盖农村残疾人，农村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普遍接受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0%以上；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残疾人不愁吃、不愁穿，全面保障平等享受基本医疗、基本养老、教育、住房和康复服务。《纲要》还从政策保障、扶持措施、组织领导等方面作了具体要求，并附有《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执行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各省（区、市）根据本纲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最高法：工头恶意欠薪将被追刑责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对涉农民工工资案件进行全面排查，被执行人恶意拖欠、携款逃匿等行为，违法情节严重的，依法拘留、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对涉农民工工资执行案件进行全面排查，掌握案件总数、种类等情况，研究提出对策。要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的作用，对农民工申请人开辟绿色通道，对案件特别是群体性申请或上访案件，要及时受理或处理，优先安排解决。通知指出，对涉农民工工资案件，要按照申请人请求或者按照规定流程及时主动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根据情况强化冻结、扣押、查封、拍卖、变卖等强制措施。对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而申请执行农民工确有经济困难的，可根据各地司法救助的规定，及时给予执行救助。

商务部不满美将淘宝列入恶名单

商务部18日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包括淘宝网在内的一些中国实体及网络商城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一事首次予以回应，表示高度关注和严重不满，并认为美方既没有确凿的证据，也没有详细的分析，是非常不负责任和不客观的。中方敦促美方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做出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的评价，为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后续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避免对中方企业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响。2011年12月20日，美方发布新版“恶名市场名单”，其中包括义乌小商品城、海龙电子城、秀水街、淘宝网等一系列中国市场，称它们“涉嫌盗版或经营假冒伪劣产品”。

我国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

人社部发言人尹成基20日说，我国决定2012年1月1日起，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幅度为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10%左右；在回应弹性退休和延长退休年龄时，尹成基表示，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社保基金的收支平衡，但会对中国就业带来不利影响，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方向是对的，但要据综合情况来定。农民工工资专项检查和节前“清欠”攻坚，为129万名农民工补发被拖欠工资及赔偿金29.42亿元；2011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2011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4.1%。

2011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

财政部20日在其官网上刊载了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数据。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增长24.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51306亿元，比上年增加8818亿元，增长20.8%；地方本级收入52434亿元，比上年增加11821亿元，增长29.1%。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89720亿元，增长22.6%；非税收入14020亿元，增长41.7%。个人所得税共收入6054亿元，比上年增加1217亿元，增长25.2%。其中，四季度个人所得税下降5.5%。主要受自2011年9月1日起提高个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影响，月均减少138亿元，改革实施四个月减轻居民负担550亿元。1-12月累计，全国财政支出108930亿元，比上年增加19056亿元，增长21.2%。分中央地方看，中央财政支出56414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6514亿元，比上年增加525亿元，增长3.3%；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39900亿元，比上年增加7559亿元，增长23.4%。地方财政用地方本级收入以及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资金安排支出92416亿元，比上年增加18531亿元，增长25.1%。

质检总局公布加强电梯安全意见

近年来，电梯事故时有发生，尤其是2010年以来先后发生的深圳地铁1号线“12-14”自动扶梯事故、北京地铁4号线“7-5”自动扶梯事故，造成了乘客伤亡，引发较大社会影响。20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交通领域电梯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对电梯使用管理的主体责任。一是加强日常安全检查。电梯每日开启时应进行试运转，并对设备安全状态进行检查确认；电梯运行时要进行定时巡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电梯停运后要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二是加密维护保养频次。运营单位应监督电梯维保工作的开展，在至少每15日对电梯进行一次维护保养的基础上，根据电梯使用状况，要求维保单位增加维护保养频次。三是加强安全值守监控。运营单位应积极引入视频监控装置对设备运行进行全过程监控；在客流高峰时段，要在关键位置安排专人进行值守，疏导客流，引导乘客安全乘梯。同时要积极进行电梯安全知识宣传，及时处理群众的投诉举报，及时向社会公布电梯安全状况；对违法违规的通过媒体曝光，发挥群众和媒体监督的作用。

交通违法将与银行信用考评挂钩

据国家安监总局网站消息，国务院安委办日前印发《道路交通安全“十二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完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制度，实行交通违法行为与交强险费率、银行信贷信用考评、单位评优、职业驾驶人准入等挂钩制度。制定超速行驶、酒后驾驶和超限超载综合整治行动计划、使用安全带和安全头盔行动计划，从政策法规、工程设施、技术装备、宣传教育、执法管理等方面综合施策。另外，规划要求提高营运驾驶人从业资格条件，完善客货运驾驶人和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培训制度和管理制度，强化生理、心理条件要求和定期检查制度，加强日常交通安全学习和继续教育。严格实施交通违法记分满12分驾驶人的再教育与培训考试，推广应用体验型再教育培训设备。

我国将淘汰落后造纸产能超千万吨

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造纸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通过鼓励造纸企业兼并重组等，淘汰落后造纸产能1000万吨以上。规划提出要明显减少造纸业污染物排放量：通过管理减排、工程减排、结构减排三项措施，到2015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比2010年降低10%～12%，氨氮排放总量比2010年降低10%，实现增产减排。我国造纸业将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国际市场作为补充，合理控制造纸总量。造纸工业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突显，还存在原料供求矛盾突出、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等问题。

有较大争议刑事申诉案可公开审查

记者近日从最高检获悉，《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正式施行。根据新规定，对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较大社会影响等刑事申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适用公开审查程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社会人士参与公开审查。立案前审查、立案后复查以及复查决定的执行落实等阶段均可采用公开审查方式办理。最高检还透露，2012年将建立健全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热点敏感案件，审查逮捕和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时加强风险评估。推行逮捕必要性证明和审查机制。

互联网电话订票恢复12天预售期

19日晚，铁道部发布消息，为减少旅客通过电话订票后乘车人有效证件原件与取票地不在一地、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取票而造成的不便，旅客电话订票成功后，乘车人本人或其亲戚朋友可持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或复印件办理取票。铁道部表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铁路客票代售点是否可以凭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取票，需要旅客注意各铁路局和车站的公告。据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消息，互联网、电话订票已恢复12天预售期。27日，互联网购票和电话订票预售2月5日及以前的车票，铁路机构计划加开客车315列。目前学生通过互联网、电话订票、车站窗口和代售点已能购买2月1日至2月29日的车票。

康菲赔10亿补偿辽冀渔业

农业部25日称，经行政调解，农业部、中海油、康菲中国以及有关省政府就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康菲出资10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河北、辽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康菲和中海油分别列支1亿元和2.5亿元人民币，用于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等工作。资金发放落实工作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资金落实到相关养殖渔民手中。另外，鉴于并不清楚资金如何发放等细节，律师界人士表示仍将持续推进诉讼的进行。

征地拆迁等领域渎职侵权将被严查

最高检日前下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意见指出，最高检将完善专项监督工作机制，加大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新农村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城市公共服务管理、涉法涉诉等领域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查办力度，促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经常联系机制，及时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完善内外协调配合机制，与纪检监察、行政执法机关和各内设机构建立定期沟通、联席会议、信息交流、工作协作等制度。

食品快过期须醒目提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近期要求各地工商部门，严格监督食品经营者对食品包装、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和有关食品储存条件等进行自查自纠，对即将到保质期的食品在经营场所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工商总局要求各地工商部门，监督食品经营者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制度，确保供货者主体资格合法、购入食品来源正规可靠、质检合格报告真实有效，切实把好食品的进货关；监督食品经营者定期检查食品的进、销、存质量安全情况，切实把好食品的销售关；监督食品经营者对发现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立即停止经营、下架封存、依法处置或销毁，切实把好食品的退市关。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戊戌时期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1]之一。但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他打起保皇的旗帜，坚持立宪，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因而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基于此，多年来我国大陆史学界对康有为的研究，多侧重于他在戊戌时期的思想与活动，而对他在戊戌政变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一般地给予了简单的否定，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为了全面正确地评价康有为，本文拟就康有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作一初步的探索，不当之处，请史学界的同志们指正。

一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海外。在民族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为了拯救“四万万生民”，继续变法维新事业，铸造出一个超迈“大秦”即欧洲的新中国[2]，康有为不避辛苦，“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3]，希求日、英帝国主义出面迫使西太后归政光绪帝。这一幻想破灭后，他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接着乘义和团运动之机，策划了两湖与两广的武装“勤王”。此后，他在相继寓居新加坡、槟榔屿和印度的大吉岭期间，一方面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先后完成了《礼运注》、《中庸注》、《春利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孟子微》以及《大同书》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撰述,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则在“保皇”的旗号下，既同封建顽固派展开斗争，又极力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君宪救国”的理论及其实现的途径。

（一）抨击专制，颂扬民主

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大同书》，在构筑未来大同社会的图景时，首先对现存制度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对封建专制制度尤其展开了猛烈地抨击。《大同书》共分十部，其中一部的题目是“入世界观众苦”。该部列举了“乱世”的种种“苦道”，什么“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等等，计有38种之多，实则把现存世界描绘成一个无处不苦、无人不苦的大苦海。康有为在探讨这一系列苦难产生的根源时，其矛头则主要指向了封建君权。他指出，在君主制之世，“尊君卑臣而奴民”，“尊男卑女而隶子弟”，完全违背了人道。历代帝王，在夺取帝位时，“其残杀生民不可胜数”，名为皇帝，实为“民贼屠伯”；夺取帝位后，为维护其统治，则对臣民采取种种残酷已极的压制：“若夫名分之限禁，体制之压迫，诧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主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且大兴文字狱，“一言之失，死亡以之”。在专制统治下，“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务令其身体拘屈，廉耻凋丧，志气扫荡，神明幽郁，若巫来由之民，蠢愚若豕，卑屈若奴而后已。”他痛斥这种专制统治下，“背公理，害人道，未之有比者”，是实现大同的最大障碍，“不得不除之也”[4]。

在批判专制的同时，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与《礼运》大同思想和儒家“仁”的学说结合起业，具体地阐述了他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人，本皆天生，同此天性，自同为兄弟也。”[5]据此，他认为：第一，人与人完全是平等的。既然“人为天之生，人人直隶于天”，那就应“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我不能以非理加诸人，人亦不能以非理加诸我，我谓太平之世也。”[6]第二，世界是“公”的。即“凡直隶天下者皆公之”，“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7]第三，人人有自主之权。既然人人都是天生，人人都具有同样的气质、欲求，那就人人都应享有同样的权力。“总之人人有自主之权，为地球之公理，文明之极点，无可訾议者也。”[8]依据上述民主原则，康有为阐述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性质并设计了未来理想国家的蓝图。他认为。既然人人“同是天子”，故“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人一家所得私有”，[9]但群聚在一起的众民，公事繁多，又不能人人都从事公共事业，因此要公举人任之。“所谓君者，代众民任此公共保全安乐之事，为众民所公举，即为公民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用之司理，民为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役，故民贵而君轻。” [10]既然“君”是人们推选出为众小办事的公仆，因此，“君主专制”的存在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唯一正义而合理的国家政体，只能是民主的政体。康有为设想，未来“大同”世界的“政府”，名为“公政府”，主要是一种社会的经济文化管理机关，而非强制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公政府的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行政官员由议院议员举，这些官员“其职号有上下，但于职事中行之，若在职事之外，则全世界人皆平等，无爵位之殊。”[11]很明显，这完全是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建立在以“人人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构想。

（二）坚持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共和

梁启超指出：“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指康有为）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定，则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12]这段话清楚表明，康有为提出的完美的民主制度，并非立即能实现的，必须先经过向统治者要求民权，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阶段。为什么要这样呢？康有为提出两点理由：第一，社会的发展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躐等、超越。他认为，“思入无方，行必素位”[13]，理想可高，行事必须因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次序进行的。从政治方面讲，每一世都有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帝制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民主共和适于太平世。社会的发展及政治制度的演变，都只能按此次序进行，人为的抑阻或助长都是有害的，按康有为的说法即是：“为治有序，进化有级，苟不审其序，而欲躐级为之，未有不颠蹶者也。”[14]当时中国正在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化，故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实行共和。第二，中国人民尚未具备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康有为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受专制之毒已深，且民智未开，民众尚未有行民主的资格。在此情况下，急求较高的政府形式，与维持失去效用的过时制度一样危险，因为“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15]因此，在争得民主的过程中，最理想的方式是利用现有的君权，通过变革，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必须坚持，但考虑到既存势力与环境，改变的方式又必须是缓慢平和的。

利用君权，就要保皇。从戊戌出亡，康有为即提出了“保皇”的口号。1899年7月，他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英文名中国维新会；此后，他即以“保皇”作为团结组织群众进行各项活动的一面旗帜。那么，康有为的保皇思想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反对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的统治。康有为说：中国积弱，“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16]而且“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17]戊戌政变，支持变法的光绪帝被囚禁，那拉氏、荣禄等顽固派执掌大权，他们对内镇压维新派和革命派，对外投降卖国，因此以归政皇上为旗号，反对那拉氏的反动统治，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二，为了继续依靠皇帝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说：“观从古变法之举，皆出于大有为之君。……未见无英武神圣之君，而能成变法立治之规模者”[18]。“试观各国开议院之难，英、法皆君民相争，杀人如麻，百年而后定，俄国则争数代，至今未得。（吾）皇上躬欲开之，绝无位之心，但以救秘从众为念，此真尧舜之主也。若有全权行之，三月而成规模，三年而有成效，十年而中国大强矣。”[19]第三，挽救中国的危亡。康有为草拟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明确规定：“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20]“若使皇上复位，新党辅改，中国才可保全，人民必可乐利，此可以戊戌百日之效而推之也。”[21]总之，康有为的“保皇”即与旧时的“尊君”不同，也与单纯地维护“清朝”有别，他是要通过“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22]，即是使君主专制政政制变为君主立宪政制，从而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一方面宣称“决定不承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创造新自立国”，一方面又力主“请光绪帝复辟”[23]；这个看来自相矛盾的宗旨，实则正是体现了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的真正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光绪为首的英、日式的君主立宪的新国家。这个国家可以称为“清朝”，也可以称为“中华”，但无论怎样称呼，它都与原来的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发生了质的区别。当然，康有为把实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那只能是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同时，他以“保皇”来对抗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更是错误的。

否定一切形式的革命斗争，是康有为始终不变的思想。戊戌时期，他即以变法作为抵制群众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戊戌政变后，他逃亡日本，毅然拒绝了孙中山关于联合起来共同开展革命斗争的建议。当民主革命运蓬勃兴起之际，他于1902年迫不急待地发表了《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公开信，以种种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前一封信中，康有为集中反对各省革命自立的主张，说什么“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代史，乃得其所以致亡之由，即诸予所日慕之望之之自立也”，[24]中国各省如果摆脱清政府而宣布自立，则必具印度之后而亡国。在后一封信中，他指出：第一，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亦无不“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况今之枪炮远非古代之刀矛可比，如实行革命，必“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第二，在列强加紧侵略的形势下，中国如举行革命，“内乱相残”，犹如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终必招致列强的干涉而灭亡。第三，以起自边地、无新式枪械、缺乏训练的革命军，与合全国之力、有新式枪械、训练有素的官军相杭，革命“必败灭，必无成”。况“革命未成，而国民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爱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第四，满洲、蒙古与汉族皆为同种；政治专治是延袭汉、唐、宋、明之旧，非满洲独创；满汉早已平等，“汉人爰者匹夫可以为宰相”；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是“大怪不可解之事”。况且皇族中尚有舍身救民的光绪帝，只要“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诸君可不稍俟之。”[25]当时，在清王朝已成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严重障碍的历史条件下，革命派毅然掀起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反清革命斗争，无疑是正义的，进步的，康有为站长在革命派的对立面，坚决反对革命，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他反对革命的观点，则暴露了他无视群众、害怕暴力、害怕大动荡、害怕帝国主义的极端软弱性。

二

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保皇派内部分化加剧，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宣告破产的前夕，为了抵制革命，推动正在兴起的立宪动动，1904年，康有为开始了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在此期间，他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历史使命感，以“考救政治，比较中西”为“专职”[26]，以“遍尝百草”的神农自许，对各国的文明果实，“左捋右撷，大嚼横吞”，“考其性制色味，别其良苦，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希图用此“神方大药”，医治祖国的“沉疴”[27]。通过考察，他在经济上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和《金主币救国论》，中心在使中国工业化和解决财政困难；在政治上通过所撰各游记，进一步阐述了君主立宪的理论。

（一）君主立宪是西方国家盛强的根本

康有为早年，从书本上得到了有关西方国家的知识，曾经热情讴歌西方文明，真诚希望以西方国家为榜样，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经过考察，他深刻感到西方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在精神道德方面并不比中国优越。他说，早在1899年初至美、欧，已感到“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这次游历后，更加深了这种认识。在意大利，康有为即见其到处存在着盆困、欺诈和盗劫现象，而这种“褴褛之情，颠连之状”，在其他各国也是屡见不鲜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未游欧洲者，想见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神仙、才贤，岂知其污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28]但是，他同时看到，近代以来，西方确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其进步之速，“古无可比”[29]，并远远超过了中国。而西方富强的原因，则是兴民权，立宪政的结果。康有为虽然以地理环境的不同，作为议院制度产生于西方而未发生于中国的根据[30]，是错误的，但他明确指出：“英延条顿部落军议之旧俗，伏流千年而发于三岛；又以三岛之国会旧俗，伏流万里而起于美国；其反动力则刺激于法，遂为地球独一无二之新政体”。“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强。欧美得其播种之先，故次强。”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皆宪政国也，昔皆贫困，今德之强盛几冠薄海，而日本亦超越为第一等国矣。”如果中国将此先进制度移植过来，其发展必将反过来超过欧美[31]。

在考察中，康有为对欧美各国的政体进行了比较研究。首先，奥地利与德国相比：奥地利与德国本同种同俗，奥领土面积比德大。可是只几十年的时间，德国加强武备，奖励工商，迅速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与其接邻的奥地利却仍衰弱不振。究其原因，奥地利内部不统一，民权甚盛，奥王无专制之威，“民难听从”，故发展受到限制[32]。德国则不同，它“以宪法之民为体，而以英伦之君权为用。”[33]即德帝有非常之权，政府内外诸大臣及守令皆听其指挥，其行政权“无所往而不可矣”；然君主的行政权绝不能出法范围之外，故民不蒙专制之害，“故利无不兴，弊无不除，民反以收其利，德之所以日强而成霸者，为此故也。”[34]其次，英、美、法相比：英国采取君主立宪制度，内部仅有三政党，进步、保守二党相攻，“而以小党弥缝之”，故政得其平；及其一党当政，其党魁专制之权无异君主，因此英国亦能在法律范围内举其政而致强[35]。美国独处北美大陆，没有其他国家与之争，“民得雍容，以收立宪民主之效”[36]法人欲以美国之政理行之法国，“但法人行之则太速也。法当时全国之民，读书识字者尚少，岂独不知政学，乃至不能识国会布告之法。以若斯之人格，而听其握选举之权；握政议之权；又令司法之官，皆听民举，则又握法权焉。彼惟有纵其悍戾贪横之性，以仇异已。强者肆其杀戮，贪者肆其劫夺而已。”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法人“不少受益，徒遭惨戮。坐睹德、英、美之日盛，而振作无由。”[37]再次，看中南美各国及土耳其：中南美各国独立后均建立了共和国，但是军人为争总统而造成的内乱从未停止过。只有墨西哥的爹士在国家混乱中当选总统后，“以民主共和之体，略兼专制而行之”[38]，统治墨近三十年，造成中南美国家中不曾有的安定和进步；而爹士于1911年被武力驱逐以后，墨则又回到以前为争总统而起的反复变乱状态。1908年7月，康有为游土耳其，适值土青年党掌权，颁新政，召国会，以欧美为榜样，“举旧制之法律道揆尽弃之，一朝而易二百余条空文宪法，然则青黄不接之时，欧美之时效非突人所能骤受，于是国人不知措手足，惟乱舞搓搓而已。”[39]通过上述比较，康有为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于宪政中，君民共治，君民交益，即君主立宪，“当国争之时，实为适宜之法，今德为大进第一骤兴之国，可为证矣。”第二，在宪政体制中，“政党愈少者，政愈举而国愈强；政党愈多者，政愈不举而国愈弱”[40]。第三，“各国立宪不过以法治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而已，非荡无纲纪，人人可平等自由也。”且“旧制行之数千年，实人心国命所寄，纪纲法度虽有积弊，只可去其太甚，以渐行之。如尽去之，人心国命无所寄，则荡然不乱耳。”[41]总之，只能在渐进中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而不能得民主共和。

（二）批判假立宪，要求真立宪

作为一个爱国者，康有为始终坚持要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立宪政体。为此，他与清政府顽固派的假维新、假立宪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早在1903年，他就批评清政府的“新政”，未能抓住“以民权为国”这一根本，无以救中国[42]。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康有为受到鼓舞。但他很快发现，清政府在立宪招牌下所进行的改革，并非宪政，而是一般的国政，实则是“借立宪之名，以拒真立宪者之请”，肆意欺蒙，阻挠立宪。康有为指出，专制与立宪是有根本区别的。“专制主之君，立宪公之民；专制家天下，立宪公天下”；“专制之政举国决于数人，一君总裁于上，数相奔走于下耳。立宪之政，则全国人民公议而公任之。”全国人民公议、公任国事的体现就要召开国会，保证立法公于庶民[43]。他说：“议院者，合一国之民心，举一国之贤才，而议定一国之政，诚官制之第一本原也。”[44]因此，“真欲救国，必先立宪，真欲立宪，必先开国会。”“居今而谋救国之方，待强敌之策，安边防之道，舍国会无他术也。”[45]

康有为认为，要实行真正的宪政，必须改革现有的官僚机构并推行地方自治。他指出，民为国本。不论君主立宪或民主宪政国家，民众的利益都是最重要的。衡量一个政府优劣的标准，自应以服务民众的能力来判断。同时，处在一个竞争剧烈的世界，亦惟有强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又是以政治民主为前提的。康有为说：“为治者，官之为民治，不知民之自治之周也。故人之变法言治民，吾之变法先言民自治。” [46]他认为，未召开国会之前，首先应实行地方自治，由每一地区民众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乡、县、府、省级的议会；并由推举出的人员，处理本地区的诸如户口调查、道路、公共卫生、学校、灌溉等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将给平民提供问政的机会，提高国民的资格，从而为在全国实行宪政打下稳固的基础[47]。

（三）以虚君共和抵制民主共和

康有为在为争取建立宪政,与清朝封建统治斗争的同时,继续在同革命派进行斗争.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考察,他进一步得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结论。但是，革命并没有因康有为的阻止而停滞，却仍然在继续向前发展，并终于促成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爆发。面对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康有为已感到“革命大势，若卷潮倒河”[48]，势不可挡。但他仍企图力阻共和国的建立。他指出，近代以来，欧美一些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不同形式的共和政体，但“自美、法外，妄立共和政体者，未有不大乱无已者也”。有鉴于此，欧美不不少国家，“必不共和，必立君主，甚至于无君，犹且薰丹穴而求之，迎异族外国人而宗之为君。”[49]康有为认为，国外的经验证明，共和政体不宜采用，君主立宪政体最为适宜，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国则应吸取两种体制的优点，创造一种新体制，即“虚君共和”。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两种体制相比较，“其民权同，其国会内阁同，其总理大臣事权与总统同”；其唯一不同，是虚君共和政体在总理大臣之上有一无权无为“土木偶”神式的虚君，它的好处则能免去共和政体下为争总统而不断发生的政争与动乱，而且由于人民信奉，群臣敬畏，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50]康有为认为，虽然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有才能，但虚君又是“神”，固须有极高的资格地位，国内无一人可比，“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51]。据此条件，环顾宇内，只有清朝宣统皇帝和孔子后裔衍圣公能荣任此位。很明显，康有为虽然煞费苦心，自认创造了一种新政体，但从其内容中不难看出，虚君共和不过仍是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别称而已。他企图以此阻止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必然是徒劳无功的。遗憾的是，康有为并未能从中吸取教训。民国建立后，在政治上，他虽然对袁世凯的卖国、专制、独裁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但他仍顽固坚持要推翻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并导演了宣统复辟的丑剧，结果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总体来看，戊戌政变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在此形势下，康有为倡导保皇，坚持君主立宪，始终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度，因而落在了时化的后面，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这是应予否定的。但是，康有为又是一位具有高强国富民的道路。他反对共和，并非要维护专制；反对革命，并非要保持腐朽的清王朝。他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为指导，坚持通过渐进的和平方式，以逐渐实现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从而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这是应予以肯定的。康有为的悲剧在于，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始终以先知先觉的救世主自居，轻视群众，害怕动乱，害怕帝国主义，因而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同时，他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当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充分暴露在面前时，不可能以科学的思想武器作出正确的判断，为避免其弊病，只能重到封建传统中去寻找“医方”，因而走上了回头路。所有这些，都应予以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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