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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长望1929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1-1933年留学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1933-1934年在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应竺可桢先生之邀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先后任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后，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1949-1962年任中央军委气象局（后为中央气象局）局长。
涂长望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和副主席，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兼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常委，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外籍会员。
涂长望是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对统筹规划气象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高度重视气象业务尤其是基础观测发展，为建设我国气象台站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精心组织气象业务服务工作，积极发展科研和灾害性天气预报业务，推动人工影响局部天气的试验研究，倡导发展我国气象卫星事业。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气象局与有关大学和科研单位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象资料室，大力发展天气预报，以及对民航、海运、渔业、盐业、农业、林业、水利、厂矿和铁道等的危险天气预报，积极谋划海洋、环保、水文、地震等气象业务，在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方向。
涂长望长期潜心气象科学研究，开创了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研究之先河，在中国气团和锋面、中国气候和东亚环流研究与应用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才学广博、视野开阔，对农业气候、霜冻预测、长江水文预测、气候与人体健康、中国气候与河川水文、土壤形成与植被分布的关系、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等科学和应用领域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既是我国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又是有力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
涂长望为我国气象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气象事业发展造就了一批专家和领导骨干。他培养的许多学生如叶笃正、谢义炳、郭晓岚、施雅风、毛汉礼、陈述彭、黄士松等均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在他提议下，中央气象局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高等气象院校—南京气象学院，并大力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的气象教育工作。涂长望的一生，是为中国实现民主、振兴科学而坎坷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国气象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他为中国气象事业发展呕心沥血，他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主要著作有《中国气候区域》、《我国低气压之成因与来源》、《大气运行与世界气温之关系》、《中国天气与世界大气的浪动及其长期预告中国夏季旱涝的应用》、《中国之气团》、《关于二十一世纪气候变暖问题》等。
陈述彭的人物生平
从“时间”到“空间”
1911年，李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年稍长，就读于苏南有名的“南菁中学”。清贫之家，供一个孩子上名牌中学，包含着父母的多少心血。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惜时如金，发奋学习的秉性。辛勤耕耘的汗水，使他在中学时代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其中他最有兴趣的课目是历史和地理。那时，他确实深深陶醉于中华民族辉煌悠久的文化历史之中。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对历史的爱好，使他涉猎了各名家之思想。在他熟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后，认为读书不能忘救国。当时，十几岁的他，年少志高，时常考虑自己所学的知识怎样才能服务于民族与大众！随着对国事的日益了解，他逐渐看到了：这片有着灿烂历史的河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制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深深感受到：作为炎黄子孙，固然有着引以自豪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要深知祖国之大地，才能为国出力。于是，当他于1930年以全校高考总分第一名被保送入南京中央大学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系，作为他为之攀登终生的高山。
愿为一颗铺路石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文化伴随着他们的炮舰一起进入中国。从那以后，系统的人文地理学才开始传播进来。至20世纪初，许多先辈学者，实际上已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上做了许多宝贵的开创性工作。但是，对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地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共同的意见。正是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中国的人文地理学那时还较少地作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而存在。有鉴于此，当时还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学生的李旭旦深深地感到：只有大力推动“人地关系”的研究，才能使人文地理学迅速地向前发展。于是他和当时的同学任美锷在胡焕庸、张其昀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翻译了法国人文地理学一代宗师白吕钠的《人地学原理》。这是一部人文地理学的经典巨著，内容渊博，夹叙夹议，翻译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一种执着的追求，终于使他们获得了成功。在西方，自人文地理学诞生以后，围绕其理论基础，形成了两大流派。以德人拉采尔为首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法国白兰士及其高徒白吕纳的“人地相关论”则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自然固然能影响人，人类亦能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环境决定论”相比，“人地相关论”在当时显然是较为积极的一种理论。然而，中国当时的人文地理学者，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环境决定论”却颇具有市场。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翻译出版后，“人地相关论”的观点越来越被中国地理工作者所接受。可以说《人地学原理》的引进，对中国当时地理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6年，李先生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并于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这时抗战已爆发，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沙坪坝。李先生回到母校担任地理系教授，讲授“英国地理”、“地理学思想史”、“人生地理学”等课程。国难当头，教学条件及生活都异常艰苦，但当时学术气氛却非常浓厚，他十分高兴地说：“我当时的学生现在有许多已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李先生在那时的教学中，就非常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年暑期，他都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四川省内许多地方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1941年，李老参加了中华自然科学社的西北考察，并担任了团长。他们艰辛跋涉，考察了白龙江中游地区。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写成了“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一文。文中指出，这个地区的农民，“但知辟地为田，不知植林牧草，以养其田。故以言白龙江流域之土地利用，过重农业，忽视林牧，实为一不平衡之发展……”，“植树保土当为本区今后急需的农村建设工作”。可见，40多年以前，李先生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协调人地关系的宝贵意见。而且，在这篇文章中，还明确地提出：白龙江是我南北重要分界线——秦岭淮河线的向西延伸，又是中国东部农业区与西部牧业区的分界。这一见解成为解放后制订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划分地理界线的依据。
1946—1947年，李先生应聘到美国马里兰大学作访问教授。在此期间，他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地理区划问题。在谈到区划问题时，李先生激动地说：“当时地理区划已成为各国地理学者的重要课题。尤其是中国，由于国土辽阔，地理状况复杂多样，要进行科学的地理分区殊为不易，不少中外学者都争相涉足于这个问题。我吸取了当时国外地理学中的先进方法，进行了独立的、综合的地理分区，把整个国土作为一个巨大的人地单元，既考虑诸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各种自然要素，又考虑人口、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人文要素，在深入研究中国人地关系地域分异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地理区之划分’一文，发表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上。”认为，李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具体区划界线，至今仍不失它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将自然与人文综合起来划分地理区这一思想，当时在中国实属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李旭旦先生于1947年底从美国回国后，仍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前夕，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李先生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1949年初，国民党曾打算把中央大学迁去台湾。在全校师生员工积极的支持下，他反对迁校，担任了“应变委员会”工作，保护学校免遭损失。他奔波劳碌，为中大平安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阳光终于驱散了乌云，给祖国人民带来了新生。李先生趁这大好时光争分夺秒地工作，他编著了《苏联经济地理》，翻译了《苏联地理》等书。并同施雅风、吴传钧等先生一道，在1950年创办了《地理知识》，并亲任主编达7年之久。为了更好地培养新一代地理教育工作者，在院系调整中，他毅然辞去原任职务，主动要求由南京大学转到南京师范学院创办地理系，开辟新的育人园地。缅怀往事，李老谦逊地说：“我当时只是摸索着做了一些工作，不过是在为后人开辟的道路上铺了一颗石子而已”。
1920年，陈述彭出生于萍乡市白竺乡的一个小山村。由于在他前面的两个哥哥过早地夭折了，陈述彭出生后，家人万般呵护，为他取了个石坚的乳名。小时求学的路是艰辛的，从小学开始，他就得跟随教书的父亲披星戴月翻越50多里的山路去县城上学。萍乡当时没有高中，从萍乡中学毕业后他只身来到了长沙报考了省立第一高中。地理入学考试时，他用几幅简单的地图答完了全部的考卷，受到了校长的青睐，从而成为了学校的一名江西“留学生”。他后来在校刊上发表了《南岳游记》一文，又受到教师、校长的赏识和鼓励。或许这已经隐约成了他日后终身从事地球科学的契机和信号。
1938年，在烽火连天的日子里，陈述彭仅上了两年高中就以同等学历考上了 浙江大学，刚开始，他读的是教育系，但是，绘画美丽的大自然依然是陈述彭课余的最大爱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由校长竺可桢亲自主持的纪念徐霞客诞辰350周年的大会。竺可桢极力赞扬徐霞客不辞艰辛、终年跋涉，为认识自然献身的精神，号召莘莘学子效法古人。一番话说得陈述彭热血沸腾，也煽起了他对地理学的炽情，在自己的强烈要求下，他从教育系转到了地理系，从而实现了最终的愿望，开始迈向中国地学研究领域。名牌大学，严师如云，他得到了叶良辅、张其昀、涂长望等著名教授的指点，得到了系统地学习地学知识和严格的野外考察基本功的训练。毕业后又留校为叶良辅教授的助教兼研究生。
在浙江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陈述彭还得到了竺可桢校长各方面的关心和教诲。竺可桢多次勉励他努力钻研，在地理学方面开创新的研究局面，实现地理学的现代化。徐霞客的精神和竺可桢的勉励鼓舞着陈述彭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陈述彭先后撰写的《桂林七星岩喀斯特洞穴地貌图》、《西南地区的喀斯特地貌》、《徐霞客游记在怒江、腾冲地区的实地验证》等论著，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54年，他和周延儒、施雅风教授一同对七星岩的测绘，是中国以立体地图方法考察洞岩的创举，并从中总结出了喀斯特洞穴的类型，对洞岩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贡献.
祖国遥感地学界一代宗师的陈述彭，回想起那段往事，总是对人们谈到：“我总算没有辜负竺老的希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1960年陈述彭就开始组织手扶跟踪与光电扫描的实验，并借助于航空摄影，倡导航空像片综合利用与遥感系列制图。
1970年陈述彭以一个优秀科学家的敏锐强调遥感将为全球研究服务，指出卫星遥感对认识全球地学、生物学规律、分析世界环境问题以及研究外貌地理条件都十分必要，他的《航天遥感对地球的宏观分析》发表后引起科学界普遍关注。
1973年，应墨西哥总统的邀请，陈述彭出席了西方世界的一个有关遥感应用技术的国际学术会议，那时遥感技术已逐步开始在国际上的广泛应用。70年代末，他借助国际卫星数据，开展遥感应用工程实验，拉开了中国遥感系列制图的序幕，遥感应用连续在三个五年计划中被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重点。
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会号召“要重视空间科学遥感技术和卫星应用研究，建成现代化空间研究和卫星应用体系。”他非常兴奋，倡导成立全国遥感专业委员会，把分散在各行业的遥感应用引向深入，并走向基层调研全国各部门对遥感的需求与科学力量，为制订国家遥感发展规划、组织攻关、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培训服务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0年陈述彭又借助于电脑技术与信息科学，致力于推动中国制图自动化地理信息系统的进步，从而为我国发展应用卫星与卫星应用，实现地面系统“超前”起步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向地球科学的现代化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83年，江西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组织数百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开始了历时2年多的多学科大规模综合考察，于1985年成立了山江湖开发治理领导小组，把山、江、湖作为一个自然生态体系进行综合治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决心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江西的大地上描绘出一幅“青山长绿、碧水长流”的美景图。在众多科学家当中，陈述彭院士是最为兴奋的一个，作为鄱阳湖、赣江的儿子，他无法忘却故土。当即提交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在江西省山江湖综合开发和治理中的应用计划”。
1992年新年伊始，他致信毛致用书记、吴官正省长，建议成立省遥感信息中心，他写到了中国遥感技术已经进入实用阶段的现状，写到了周边省份遥感事业发展的态势，表达了他作为江西人愿为家乡建立这一现代化的实验、推广基地而效力的愿望。书记、省长深受感动，立即回信邀请他回家乡考察，为筹建省遥感中心出谋划策。
1993年陈述彭院士带着报效桑梓的喜悦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阔别40年的故乡。省长设宴为他洗尘并进行了热烈的交谈。接下的几天，他作学术报告介绍世界遥感的发展趋势和动态，调查研究摸清省情，出席“江西省遥感信息系统科技发展战略座谈会”，与遥感有关联的厅、局、院校和企业的负责人以及遥感技术人员座谈。随后，他又去了印满他青少年足迹的萍乡，并把湘东区白竺村列为生态试点村。与此同时，他和刘天泉院士一道，写信给萍乡籍的十多位知名科学家约稿，倡议为萍乡“科技兴市”出谋献策，编辑出版一部《萍乡市资源与投资环境》的文集，探讨煤矿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又在萍乡市计委领导和直接参与下，指导邱方博士、陈如桂硕士主持设计“萍乡市资源与投资环境评估信息系统”，为萍乡市招商引资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多媒体的现代化科学决案工具 2001年，应萍乡市委、市政府和萍乡高专的邀请，陈述彭出任了萍乡高专名誉校长。为萍乡高专为基础，申办一所本科院校作出努力。
2003年元旦来临之际，陈述彭又亲笔致信学校，向高专校领导及全校教职工表示新年的问候，并表示很高兴看到学校的发展变化，虽身在北京，但心系家乡，心系学校。并陆续向学校捐赠图书，在萍乡高专设立了陈述彭专柜，供全校师生观阅，至今已捐书3000多册，杂志200多种，外文资料10多捆，他的赠书丰富了萍乡高专图书馆的馆藏特色，对推动学校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3年初夏，受萍乡市政府领导委托，萍乡高专（现萍乡学院）党委书记、校长黎祖谦赴京看望陈述彭，并将萍乡市市长署名的名誉校长聘书送达。随后，陈述彭就萍乡高专的发展畅谈了自己的意见，谈话时间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最后，陈述彭还表达了回萍乡的意愿。
2003年5月25日，带着对萍乡高教事业的关注之情，陈述彭风尘仆仆从井冈山赶到萍乡高专，看忘学校领导和师生，为学校“扩规升本”大业出谋划策，并表示，为了家乡的高教事业，将贡献出自己的余热。
2008年11月25日晚上8点多陈述彭与世长辞，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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