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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该是从李大钊开始的。他在1918年的《言治》季刊发表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尽管文中尚未提及马克思主义,但从现有资料看,这应该是他最早提到十月革命的一篇文章,为他不久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奠定了基础。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启了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河,某种意义上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启蒙时代,即“后五四”文化启蒙时代,而他也由此成为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引路人。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基础。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不断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目的就是要“救亡图存”,但近代中国的数次变革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就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极为严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应向何处走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1915年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就与此密切相关。陈独秀打出“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这种极有号召力的新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当时具备新思想文人的认同。所以当1917年《新青年》迁入北京后,当时的一批具有锐意改革和进取精神的文化精英人士纷纷聚集到《新青年》,为以启蒙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聚积了极大的能量。而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以后,《新青年》阵营发生了明显分化。李大钊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现状,“主义”才是救国的良方。他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晨报》上协助开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而胡适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在1919年7月的《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空谈外来进口主义是没用的,是危险的,中国的现实是更应多谈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等等。此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文人对此展开了批评,形成“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积极宣传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正式发起。其成员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极为关键的一步,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即新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接受的重要一步。如果说“五四”初期的知识分子仍然还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话,那么“后五四”一代则在十月革命和李大钊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曙光。“五四学生们深信,他们能够从下层通过唤醒同胞们的社会意识的办法挽救中国”(参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们看到人类一种全新的制度正在俄国大地诞生,真正的能够代表“劳工”阶层利益的无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曙光正在升起。
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什么会在中国受到新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其实有其必然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很多弊端和矛盾,马克思精确而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矛盾存在的根源。中国近代的改革不断地失败,而近代的改革又主要是受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影响的结果。因此无论是近代的顽固保守派文人,还是思想较为灵活的革新派文人都日渐对此产生失望心理。譬如1902年去日本留学的鲁迅,其实早在1907年写的长篇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和发表于1908年12月《河南》杂志上的《破恶声论》中已流露出对中国近代一味盲目学习西方物质文化的批评。鲁迅所绝望的并不是中国物质文化的落后,让他更绝望的是国民灵魂的沉沦,因而他开始转向以改造“国民性”为基础的改造中国文化的艰难求索之路,试图寻求新的救国良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也曾以一个热情的追随者为新文化“呐喊”过,但他并没有从中看到真正的希望,“五四”后他仍然是一个在十字路口徘徊的知识分子,怀着赤诚救国思想为寻求光明而不停地探索。但是30年代与瞿秋白的相遇才真正彻底改变了他的思想,这时的鲁迅才从思想上真正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追求。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发生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十月革命迅速介绍到中国,也是基于他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现状的思考。他在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第5卷5号上的《庶民的胜利》中就认为,“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是多么精辟的认识和预见,说明在当时他已经把中国革命纳入到20世纪世界革命的范围中来考察。而20世纪对世界革命影响最大的思想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所以他正是在寻求中国前途的过程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胜利,并随后开始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希望为中国寻找到新的出路。
李大钊不仅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进行宣传,他还为新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血液和活力,使新文学从起步阶段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不同于追求改造旧文学和以“个性解放”为启蒙基础的“五四”文学。早在1919年12月8日,李大钊就在成都的《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的文章,针对早期新文学中存在的改良主义倾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认识。他认为新文学不是简单地罗列新名词、介绍新学说,或光是用白话写文章,而是特别强调新文学应该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应该建立在“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土壤、根基”上,这为后来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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